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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历史上的环境污染问题的认识，是缺乏最关键的部分的。

我们是从一个人均GDP并不比很多非洲穷国好的水平上发展起来的，这意味着一切机会我们都必须抓住，别人不能付出的代价我们必须付出。倘若在较低发展水平上过于重视环境问题，那么结果基本上就是发展崛起的机会不会属于我们。这才是历史上的环境问题最关键的部分。我们不够重视环境，没有及时重视环境，我们的发展观不够先进和科学（这是绝对去说的，可不是和当时发达国家对比——他们可能更不科学）等等，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都不如发展的机会更关键。

有人可能会用现在的很多不发达国家也在比我们当年更科学地发展起来作例子去反驳——不管那些小国们现在是否能更科学发展，我相信那必定会是将来的事实，所以我不会去争辩事实如何。而无论事实如何，这种反驳都是错误的，因为现在或未来他们能怎样发展，都取决于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国先发展起来，是他们还有后续各种机会的前提。我们若早已成为欧美的鱼肉，或者只能在案板上挣扎，更小的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机会。

柴静的《穹顶之下》我当时就看过了，我看过首先就注意到了她的认识是缺乏上述关键部分的。从她这个纪录片的复杂构思制作上看，能把这样关键的东西忽略掉，是完全难以理解的，其中缘由她肯定无法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

柴静开出的“药方”，也纯粹是一剂毒药。增大处罚力度，然后让市场竞争，在我们不够强大的前提下，只会导致我们先失去国民经济关键的支撑产业，在与国外竞争中失败，而后续的市场竞争则根本不会逆转任何东西，甚至可能连竞争都不会有。这里的关键还是发展，而不是环境，因此即使把作者的新能源之类加进去也没有任何区别，毒药依然毒性不变。

柴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错的，这才是根源。丁仲礼院士在更早采访中回击她的话，我当时也在电视后在听，我当时的直接感受是，丁老说的“中国人就不是人么？”太软了。如果是我，回答将是这样：“对我们而言，人必须首先指中国人，我们要首先能生存发展，然后才有合作和共同利益，谁把这个关系搞反了，该滚哪去就滚到哪去”。不过，我当时没把柴静当什么现在诸如“公知”之类的人去想，我只是觉得哪来这么个蠢货还能当上记者和主持人。